美国疫情肆虐,特朗普距离科学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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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疫情肆虐,特朗普距离科学有多远?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20-11-06

2020-11-06

11 月 4 日,全世界都在聚焦美国总统大选,反倒让一个重要数据落寞了 —— 美国当日新增超过 10 万起新冠确诊病例,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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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全世界都在聚焦美国总统大选,反倒让一个重要数据落寞了 —— 美国当日新增超过 10 万起新冠确诊病例,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11 月 4 日,全世界都在聚焦美国总统大选,反倒让一个重要数据落寞了 —— 美国当日新增超过 10 万起新冠确诊病例,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早在今年 6 月,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病例约 4.2 万例,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就预测,如果大流行得不到控制,感染率最终将达到每天 10 万例。特朗普政府官员则称他是危言耸听。

如今,福奇的警示成真。

随之而来的是病亡人数的上升,截至 11 月 4 日,已经有超过 23 万人因新冠疾病死亡。美国失业率也已接近 8%。

众多媒体纷纷以美国疫情第二波为题进行报道,不过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看来,这并不是美国第二波来袭,而是第一波风波未息。在大选期间,美国很多州仍然有政治集会,“乌压压的全是人,好像根本没有社交距离,而且很多人不戴口罩”。

在当地的商场和餐馆,虽然大部分人佩戴了口罩,但是社交距离一样难以严格保证。黄严忠孩子的中学发现 3 例无症状患者,上课方式随即改为全部网络授课。

黄严忠分析,有多种因素导致疫情反弹。一是无症状患者显著增加,而无症状患者很可能加剧了疫情传播;二是,大数据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在缩小;三是一些重新开放地区疫情的反弹。

黄严忠看到的当地民众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但政治家不这么看。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称,美国疫情正进入致命阶段,而特朗普却在淡化疫情威胁。

特朗普是美国走到这个致命阶段的 “带头大哥”,反科学的言论频频出自其口,他已经疏离了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主流的卫生专家如安东尼・福奇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认为,美国疫情正迎来拐点,即将转危为安,并且会在大选后 “炒掉福奇”。

即便拜登当选,到明年 1 月之前,美国还会有数月时间处于特朗普的 “自信” 中。

特朗普的 “神操作”

特朗普是一个 “不同凡响” 的总统,他的一连串 “神操作” 让很多人目瞪口呆。

相比控制病毒蔓延,特朗普政府更热衷于阻止封锁的防疫政策,他需要开放来刺激经济发展,以求获得更多选票。这种思维从 1 月疫情之初一以贯之。

早在 1 月下旬,美国首例确诊病例出现后,传染病专家就呼吁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然而未得到州和联邦官员的支持。美国疾控中心最初的测试技术存在缺陷以及相关审批繁琐,让美国新冠检测的大面积铺开耽误了数周时间。

到 4 月份美国疫情蔓延开来,特朗普将重点放在指责世卫组织上,称其管理不力,过于迁就中国。事实上,世卫组织自始至终在敦促各个国家铺开检测,并建议居家限制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白宫并没有积极响应。

特朗普急于敦促社会回归正常,他陷入了困局之中:更多的检测意味着更多的病例,而重新开放也带来更多的病例。

在他看来,不检测就没有感染。于是他在 6 月发出荒谬的观点:如果现在停止检测,美国病例就会有很少。

特朗普对一系列公共卫生限制表达出明显的不耐烦,对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不屑一顾。这种对新冠病毒的轻忽蔓延到了整个白宫。

特朗普政府允许检测阴性人员不戴口罩参加会议和活动,即使在 9 月 26 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招待会亦是如此。

疾控中心的指南称,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大型聚会是高风险。而在 9 月 30 日在明尼苏达州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上,有超过 3000 人参与。

正是这种轻忽让特朗普本人也确诊。当周围的人确诊阳性后,特朗普和助手们并不紧张,他们丝毫不将疾控中心的建议当回事。疾控中心认为,密切接触者应该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9 月 30 日,在现总统顾问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出现症状后,特朗普和助手们仍然去了新泽西州密集参加集会。当晚,报道称希克斯检测呈阳性,而午夜过后,特朗普也宣布确诊。

疾控中心建议,患者在确诊后隔离至少 10 天。特朗普在 10 月 1 日确诊,应该隔离至少到 10 月 11 日。然而,他不顾疾控中心的建议,3 天后即不戴口罩自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返回白宫,并向支持者致意。这让同车的特工遭受被感染的风险。

报道称特朗普已经接受了再生元公司(Regeneron)的抗体混合物、瑞德西韦以及地塞米松等药物治疗。值得玩味的是,特朗普采用的再生元公司 “抗体鸡尾酒疗法” 产品研发自流产的胚胎细胞,而特朗普一直在寻求限制美国民众的堕胎。

不仅如此,反对者还批评称,特朗普使用的医疗资源和护理的特权,比如尚未上市的实验性抗体疗法是大多数感染者无法获得的。

特朗普还谋求干预专业机构的决策。令人震惊的是,据美媒 10 月份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曾向美国疾控中心安插了两名 “内线”,并且非医学出身的尼娜・维特科夫斯基成为了疾控中心的核心人物,可以控制信息发布,如出版物的发布与指导文件的制定,以及监视该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

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完全撇开科学之名,他有了新的抓手。

特朗普政府的抓手

特朗普政府的抓手就是《大巴灵顿宣言》(下称《宣言》)。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一直在尽力避免与特朗普直接发生冲突,但到了 11 月,她终于表达出不满:特朗普及其顾问过于着力在防止封锁,而不是来控制病毒。

她提到的顾问即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后者是一位没有传染病经验的神经放射学家。阿特拉斯主张让病毒在年轻人中任其传播,政府只需关注保护保护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这正符合特朗普的意图。

这项主张即《宣言》的宗旨,即 “集中保护” 战略。10 月初,《大巴灵顿宣言》由 3 位顶尖的卫生学者起草发布,这 3 人为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古普塔(Sunetra Gupta)、斯坦福大学公共卫生政策专家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和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这份宣言以起草所在地美国马萨诸塞州城镇大巴灵顿命名。

《宣言》以瑞典的抗疫模式为楷模。瑞典不隔离,不封城,一直倾向于采取自愿性原则,而不是采取强制性措施。瑞典政府建议老年人自我隔离,年轻人减少社交活动。

《宣言》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封锁政策都对公共健康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儿童接种、心血管疾病、癌症筛查和心理健康问题会导致未来几年更高的死亡率,也会让工薪阶层和年轻人成为负担最重的群体。让学生不能在学校上学同样会导致很多问题。

《宣言》呼吁,应该平衡群体免疫的风险和利益,也就是说,在有效疫苗诞生之前,需要使死亡风险最小的人正常生活,让他们通过自然感染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同时加强保护处于高风险的人,这个策略称为重点保护。

封锁仍然是许多政府用来应对大流行的主要工具,包括美国许多州在内的多国政府在限制正常活动,许多学校不能进行面对面教学。起草人认为,长期来看,封锁并不会减少总病例数,而且历史上从未导致根除疾病。

他们认为,人们对新冠病毒有诸多误解,其中的关键误解之一是,老年人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风险,而年轻人则大大高估了这个风险。特别是,老年人和体弱者的新冠死亡率比年轻人高 1000 倍,新冠感染危险性对于儿童来说更是低于包括流感在内的其他很多危害。

这份宣言引发了众多主流媒体的讨伐,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美国之音》、BBC 和《卫报》。许多专家表示,这样的策略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教授约翰・巴里(John Barry)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宣言》反对的是那种大规模的、全面的行动限制,而现在没人建议那样做。

《卫报》引述牛津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看法称,《宣言》倡导的策略并非科学主流。

《美国之音》也表示,大部分政府顾问都认为群体免疫策略不可行,因为免疫只是短期的。

医学期刊《柳叶刀》集结了反对群体免疫的科学家群体,他们发表了《约翰・斯诺备忘录》,提倡封锁,并认为这是在有效的疗法和疫苗到来之前的最佳选项。

起草人反驳说,《宣言》并非在倡导 “群体免疫”。因为所有抗疫策略的结局都是群体免疫,因此将一种特定的方法归类为群体免疫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如同用 “重力策略” 来进行飞机安全降落一样没有意义。《宣言》提倡的是在达到群体免疫之前将死亡率降至最低,而非主张让病毒自由传播,不鼓励主动将任何人暴露于该病毒。

归根结底,双方都认为应该保护弱势群体,减少死亡率,但本质区分是要不要采取封锁措施。

领衔起草《宣言》的库尔多夫告诉 DeepTech,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科学界一直存在这种分歧,而《宣言》让这种分歧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中来。

对于何种观点是科学主流一说,他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各国一直奉行的大流行抗击计划就是《宣言》所倡导,所以《宣言》才是符合科学共识的基本公共卫生原则。

在库尔多夫看来,双方的根本区别在于,是集中精力降低新冠疾病的短期死亡率,还是应该考虑新冠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长期死亡率。

回到《宣言》本身,围绕其展开的争论就不是非黑即白。黄严忠说,《宣言》主张的群体免疫不仅面临伦理上的挑战,也不具较强的可行性。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保护民众生活和生命健康,认为不能够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集中在新冠传染病上,这会忽视其他疾病的救治,也会极大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比如,对于一部分低收入弱势群体而言,如果失去工作,可能会带来比感染新冠病毒更严重的后果。

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则对《宣言》持反对态度。他对 DeepTech 表示,众所公认,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是预防新冠病毒的有效手段,在德国这方面的民众教育仍然不够,此时去宣传开放恐怕会带来更大的疫情蔓延。

在他看来,《宣言》欠缺了可行的技术方案。陆蒙吉认为,病毒和病毒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还是要选择不同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未知病毒。

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冬雁则持中立态度。他给出的出路是,双方往中间走,在与病毒的斗争中不断调整策略。

双方各持己见,貌似都有一定说服力。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宣言》契合了特朗普政府医学顾问阿特拉斯的理念,但这不等同于特朗普的作为。

无论哪种策略,都不应该是特朗普言行所体现出来的。在金冬雁看来,特朗普本人到处集会并且不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是不顾及生命的表现。

特朗普的言行也不符合《宣言》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理由如下:其一,特朗普已是 74 岁高龄,属于《宣言》提到的重点保护人群;其二,特朗普弃美国疾控中心防疫指南而不顾,这有违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三,特朗普不顾美国 FDA 警告,服用抗疟疾药物羟氯喹,并且在白宫发布会上鼓吹注射消毒液来抵御新冠病毒,他的这些言行丝毫不顾及科学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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